不能读取语音阅读器
当前位置:首页 >> 外国人在上海 >> 正文
医学专家大卫.克里斯蒂安尼: 喜欢鲁迅的“美国白求恩
2013年1月29日 09:34
来源:新闻晚报记者 任文娇  
 

    图像

    1981年的初春,晨曦穿过薄薄的雾霭,照亮上海这座初醒的城市。当年生活在枫林路附近的上海人可能常常会在晨练时,遇见一个骑着飞鸽牌自行车、拿着大饼油条的大个子美国人——他就是大卫.克里斯蒂安尼,改革开放后中美学术交流的第一批美国学者。日前,获得上海白玉兰纪念奖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终身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尼在沪接受了记者专访。

洋眼看上海
 
问:最熟知的一句上海话是什么?答:再会。问:最喜欢哪一道上海菜?答:上海的美食太多了,如果选一道的话,小笼包吧。问:最喜欢上海哪条街道?答:安福路。问:对上海的市政建设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答:上海的冬天太难熬了,如果冬天能有暖气供应就太好了。
 
初来上海
 
凌晨3点赶公交 穿越半个上海测数据
 
1979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年后,中美正式建交。两年后,已经在美国波士顿老家做了医生的大卫,放弃了年薪10万美元的优渥待遇,和妻子自愿来到上海,与上海纺织局第一医院(现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开展合作研究,调查纺织工人职业健康状况。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源地,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纺织工业有着最庞大的纺织工人群体。翻开那个年代的旧照片,总能看到戴帽子、系围裙的纺织工人,但很少有关于棉纺织工人职业健康长期追踪的调查研究。大卫向记者透露,得知中美开放文化交流,大学专业为职业病研究方向的他立马报了名,所以才有了与上海结缘的31年。
 
大卫带来了最先进的设备及试剂,指导建立了一支专业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掌握了流行病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将美国先进的技术与科学理念引入到对上海人群的研究工作中。他常说,科学是不分国界的。这些历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于是,与大卫共事的中国团队送了他一个新称号——“美国白求恩”。
 
在科研初期,大卫凌晨三点钟就要起床,他要转3辆公交车,穿越半个城市赶到位于杨树浦路的第一丝绸厂,只为在纺织女工早上5点上班前测到她们的肺功能值,询问工人呼吸道症状,然后再等她们一起下班,再测量数据,检测车间内棉尘和内毒素的浓度。当时,头班公交车司机都记住了这个“永远第一个上车的洋面孔”。
 
一月喝一次咖啡 衡山宾馆里吹暖气
 
1981年的上海,当时的物质条件远不如现在。大卫和妻子二人住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那时的学生宿舍楼是男女生各住一层楼,他为了妻子方便,住在女生楼层,平时上洗手间还要下一个楼层。描述这个细节时,大卫耸着肩,做出蹑手蹑脚的样子,令人捧腹。大卫的言行很“美国”,聊到兴起,会用丰富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
 
因为适应不了上海阴冷的冬天,大卫夫妻二人晚上入睡时都是 “全副武装”:穿棉袄、戴帽子、手套。那时大卫每月的薪水是200元人民币。他说,当时其他上海同事的平均工资是60元人民币,自己的情况还算比较优越。他对当时的工作状态很满意,物质环境虽然简单,但在这种环境下,人反而能更专注地去搞研究,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很高。
 
聊到31年前的上海,大卫对记者说,“真的和现在不一样,如今的上海神奇地焕发了新生命。当时上海最高的楼是国际大饭店。那时浦东也没有现在这么富裕,陆家嘴一到夜晚也是黑漆漆一片,看上去很荒凉,没什么人气;普陀区也没有很高的楼。 ”不过他也开玩笑说,当时他就相中了外滩这块风水宝地,“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钱,一定把这块地买下来”。形容起当时交通的不便,他说,“你知道吗?当时还没有隧道,从浦西到浦东是要乘那种一发动就突突响的小船。 ”
 
喝咖啡是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但来上海后,大卫和太太只能向这个习惯说再见。 “当时主要是受经济条件限制”,每个月,大卫夫妻二人都会抽一天来到衡山宾馆,喝杯咖啡,吃点西点,这样半天就过去了。但等到咖啡温凉了、喝光了,夫妻二人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为了衡山宾馆的暖气,我们会多待一会儿”。
 
经过将近两年与上海的朝夕相处,大卫爱上了这座城市,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熟知上海的很多马路和公交线路,会讲一些普通话,还能说一点上海话。大卫对衡山宾馆一带太熟了,聊到兴起时,他甚至拿起一张纸为记者画起了他在枫林路一带的活动地图,“喏,这里以前是一条河,现在是一座桥,这边是枫林路,那边是肇嘉浜路……80年代我最常在这一带活动”。
 
情系上海
 
没有架子的业界泰斗 朴实生活顶级研究
 
来上海两年后,因为在美国的房屋贷款即将到期,大卫的存款吃紧,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来供房的话,房子就会被银行收回。因此,大卫回到了美国,但上海成了他第二个家,他频繁地来往于美国和上海之间。
 
记者在专访前还看到普陀区人民医院的几位医生就近期的一些课题研究向大卫请教。交流过程很有意思,几名医生用中文和英文,大卫说英文,夹杂着一些中文词组。普陀区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杭晶卿说,“我们说的中文 70-80%他都听得懂。 ”
 
杭晶卿说,“现在我们在做一些课题研究之前,还是会和大卫教授讨论一下,把研究方法确立起来,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是,很可贵的一点是,尽管大卫已经是流行病、职业病研究领域的泰斗,但他不会端架子。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平等。 ”
 
而令人感动的是,即便回到了美国,大卫也十分注重培养中国的科研人员,他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成了名副其实的 “中国人之家”。曾经于2003年-2004年之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杭晶卿透露说,“他会给中国的交流人员很多机会。我们的人过去了,他这样一个大‘老板’会主动帮助我们去争取一些基金,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有一次,美国胸科协会设置了课程,一天要1000到2000美金的学费,大卫听说了,就自己出钱送中国科研人员去 ‘开眼界’。 ”
 
普陀区人民医院院长郑步勇告诉记者:“我曾经去过大卫在美国的办公室,办公室并不大,只有十几个平方,布置也并不气派。这一点给我的触动很大,国内有些人,还没有做好事情,就先要求工作环境。这次大卫来到上海,我们午饭就吃的医院食堂的盒饭,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大卫说,这样他就很开心了。要知道,他是咱们中国卫生部的特约顾问,还是白宫致力于肺癌研究的智囊之一。可以说,他对办公环境、生活质量要求不高,但视野和研究成果却是世界级的。 ”
 
最看重白玉兰奖 “幸运小本子”随身揣
 
在大卫获得白玉兰奖后,上周五,普陀区政府又为大卫专门举办了一个颁奖仪式。在去普陀区政府领奖的车上,普陀区人民医院院长郑步勇笑着逗大卫,“大卫,你以前会的那些中文都忘了吧,一会儿致辞的时候讲几句嘛。 ”大卫在哈佛实验室的助手苏丽医生在一旁说,“他还记着呢,每次大卫来中国,第一周属于不太敢讲中文的状态;等到第二周,就已经聊开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大卫紧接了一句,“你可别骗我。 ”意思是,你们说的我能听得懂。
 
大卫告诉记者,每次来中国,他都会在夹克衫里揣一个“幸运小本子”。记者看到,这本已经用到略微卷边、微旧的“幸运小本子”,其实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见的牛皮纸笔记本——“工作手册”,封皮上是大卫写的自己的中文名字“雷大卫”。大卫说,这个小本子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他认为,这个小本子能带给他好运气。在中国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小本子随手记下新学的中文单词、句子,日积月累,中文水平才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是我自己的词典”。
 
在周五下午的颁奖仪式上,大卫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侬”。
 
他告诉记者,“拿到白玉兰奖很激动、也很感动,虽然之前我也拿过很多别的奖。但白玉兰奖我是最看重的。来上海30多年间,我只是想为纺织工人的健康服务,希望能多培养一些科研人员,从没有寄期于通过做这些工作能得到些什么。在这期间,我也很感谢上海市纺织局、地区卫生局和普陀区人民医院领导和合作团队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 ”
 
“在来到中国前,我就读过鲁迅的所有作品,我欣赏他的尖锐和敢于呐喊的勇气。他也是一个医生,我知道他曾经在日本学医”,大卫告诉记者,来到上海,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去参观位于虹口区的鲁迅纪念馆。
 
大卫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希望执笔者能够麻醉百姓的情绪。但鲁迅说,他想描述人的真实生活。 “鲁迅让我想起和他同时代的一个德国进步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他们之间很像,都曾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我知道,鲁迅和贝尔托之间有过通信往来。”
 
“我欣赏他们这种现实主义批判作家。虽然现实很痛苦,但依然要面对它,而不是逃避。鲁迅先生用讽刺的笔法描述对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尖锐的批评社会问题,同情普通人民的遭遇,非常有人道主义精神”。大卫告诉记者,鲁迅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 《狂人日记》、 《阿Q正传》和 《伤逝》这几篇文章。